为熟悉——不仅仅是从前的,也包括以后的——就此抄袭唐、宋、明三代制度,搞了个“功臣号”的新花样出来。
功臣号始于唐玄宗,赐予部分臣子“开元功臣”之号;代宗时赐“宝应功臣”;德宗因乱逃往凤翔,乃赐扈从禁军官兵“奉天定难元从功臣”之号……宋、明因袭。裴该模仿明制,以“开国”冠首,加四字为号,以赐祖逖。
到目前为止,有功臣号的唯祖士稚一人而已,但大家伙儿估摸着,起码裴嶷、陶侃也是有这个资格的,就看什么时候上号罢了——陶士行若也有扩土之功,等他凯旋就该有啦;至于裴文冀因是文职,或许得熬到退休。
无论给予武勋最高的上柱国,还是给加功臣号,这终究都是虚的,那么实职,该怎么给予祖逖呢?裴该跟陶侃商议,说让祖士稚代卿掌枢省,卿为朕外镇,谋划攻打江南,如何啊?陶侃倒是没啥意见,裴嶷等人却纷纷表示反对。
主要也在于河北之战既毕,接下来肯定要整编祖家军,倘若由祖逖坐镇枢省,必然趁机给予其旧将更大利益和权柄啊——利益、权柄,皆所欲争者也,怎能拱手让人呢?
直到祖逖凯旋,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。然而祖逖自请致仕,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……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,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。
什么折中方案呢?那就是拆分枢密省,弱其权柄。
枢密省掌军,而尚书省掌民,文武分置,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乃是为了裴嶷、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。
晋制,八公皆有长史,以理庶政,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,以统筹军事,所以裴该在长安时,才有长史、司马之设。但若行之于中朝,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,军政、军令一体,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——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。
因而早有臣僚上奏,请求更制。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,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,分归长史、司马管辖,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,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,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——反正任何重大决定,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?
然而大司马、大都督不可能世袭,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,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,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,很有可能跋扈难制。况且在行台时,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,而到了中朝,情况却正好反过来,无论文武,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,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——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。
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,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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