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: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,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——直接嫁接行台制度,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——而且更需要军政、军令一体,一切以军事为先;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,方便天子随时插手。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,但自己尚在壮年,又有何惧啊?
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,就理论上来说,虽然西有巴氐,南有残晋,北有拓跋,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,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,以待将来大战——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。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,而由祖士稚接替,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,就不大合适了。
——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,但陶、祖二人相比,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,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,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,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。
故而更制,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,转辖尚书;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,将逐渐取消民屯,且压缩军屯,屯部也会缩水成一个司,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部和警部两个下辖部门而已。
对此,祖逖既无奢望,且有心理准备,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。
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,召集尚、枢二省及度部、兵部、枢部、警部主要职官,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——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。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,先予升赏,然后发去军校进修——当然啦,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,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,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。各部亦陆续打散,与旧关中军混编,襄国、涿县等地的守护,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。
此前的军制,纯出裴该自断,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,比方说莫名其妙的“排”——没办法,他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,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,好在性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——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,多少搞得有些不伦不类。
前在长安,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性,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跳出来挑毛病,还则罢了;既至洛阳登基,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,无所事事,难免无事生非,或者谋图悻进,寻机进言,于是上起祭祀、下到躬耕,举凡官制、兵制、典章、律法,三天两头有人上奏,请求天子依从古礼。
其实“时移事易,变法宜矣”,这个道理大家伙儿都懂,若还有人以为“法古无过,循礼无邪”,直接抄商鞅的原话就能给怼回去。但若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,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实呢?朝廷也不便一概驳斥,滴水不进吧。
终究这个时代仍以儒家为尊,而儒从周礼,则不管骨子里如何创新,只要在名称上复古,亦能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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