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,其意义丝毫不逊于萨尔浒之战和松锦大战,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。
但鼠疫的出现,硬生生将这一历史进程打断了,不但黄台吉、莽古尔泰、多尔衮、阿济格身亡,就是很多后来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,“大放异彩”的贝勒贝子,诸如硕托、阿巴泰、达海、石廷柱等等,也都在这场瘟疫中染病后死去。
再加上李定国带着阿敏和海东青等人,在后金腹地大肆破坏,等代善和多铎带着为数不多、虎口余生的建州女真回到盛京时,迎接他们的是满目疮痍,不得不龟缩到辽阳左近。
经此一役,后金从一个充满勃勃生机,能同大明掰腕子的地方强权,退化成了一个奄奄一息,随时能被风吹灭的孱弱部族。
大凌河城中的明军,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,战前连士兵带民夫,一共三万多人,战后仅剩不到八千的人马,其余人等,全部病死,而且因为城内狭窄,地方不够,无法安葬,成堆成堆的尸体就这么放着,直到发臭发烂。
不过好在最终保住了大凌河,而且整个战役与原本的历史相比,耗时不长,支援的大军尚未抵达就结束了,往驰大凌河只有吴襄去过两次,都是偏军,虽然败了,但损失不大,算是给大明保留了一丝元气。
“咯吱吱...”令人牙酸的尖叫声缓缓响起,时隔一个月之后,久未启动的大凌河城门,终于打开了。
在确定建奴已然撤离之后,祖大寿下令打开城门,按事先交待好的,派出数骑,前往锦州送信。
除了送信,更重要的,是将城内死尸清理出去,同城外一地狼藉的死尸一起安葬,否则的话,不但疫病还会继续恶化,就是这扑鼻的恶臭也让人受不了。
还有城外的工事-土墙和壕沟,也要一一填平,不能就这么任其放着。
大明崇祯四年九月中旬,蓟辽总督孙承宗的一道加急奏折送到京师,其内容让朝廷上下都松了一口气。
因瘟疫横行,建奴损失惨重,自行退兵,大凌河城中的将士同样死了不少,为免瘟疫继续扩散,孙承宗令祖大寿率军继续留守大凌河,其后该如何处置,这个问题,总督大人抛给了朝廷。
其后明廷为此事争论了很长时间,有建议继续增兵大凌河,扩建武备,以御强敌的,也有就此认为建奴已衰,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,派兵直捣黄龙的。
就在双方互不服气,争执不下的时候,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。
这个新的声音最早是从一个小小言官的折子上开始的。
这个言官姓甚名谁不重要,有没有受人指使则不太好说,总之他在奏折中说自己读过医书,又与太医院同僚交好,推断此次辽东大疫乃是由于季节变换,疫气横生而成。
此疫气最为可怕之处,在于能沾染人的口鼻后,相互传播,是以为祸甚烈,大凌河的惨状是其最佳佐证,另外,他还列举了两年前发生在陕、晋之交,逃难民众同样感染此疫病后,死伤枕籍的例子,内容颇为翔实,让人不得不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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