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那个条件。
一封书信要走一年,等相互串谋的信息传达到了另外一方的时候,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对于大汉当下的这些士族子弟来说,决定其个人行为的因素之中,党派利益不是最大因素,更不是唯一因素。
『北域之地,多畜牧、渔猎、采摘,常以物易物,地广人稀,部落之间各自为政,多有联盟而少统属,』庞统又是说道,『而山东之地,繁华鼎盛,自光武而兴,近二百年也……故而主公以物市于北域,却以钱币于山东……』
这就产生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
『山东之人,知其害者,当不仅止于曹孟德,荀文若,然何为之?』枣祗叹息着说道,『上者奔走疾呼,下者安逸嬉笑……可悲者如是,可叹者亦如是!』
籍贯和出身不决定一个人的党派关系,也同样不能成为其行为的唯一标准。
即便是在加入派系的时候,有磕头的,也有宣誓的,但是这种行为在更多的时候,只是一个形式,并不能代表其今后的言行举止就能整齐如一。每当此时,宣誓的效用只有在清查和缉拿的时候,才会体现出来,而在其他时间内么……
毕竟清查缉拿只是短暂的,而享乐和快活才是永久的。
比如在历史上,作为和曹氏政权捆绑最深的『颍川士族集团』,荀或因曹操称公忧愤而死,旋即荀攸二话不说就当任了尚书令,然后陈群撅着屁股带头劝进。这那有一点组织的形态?甚至连团伙都有些谈不上。毕竟团伙二代目上台还要表示一下对于一代目的追忆,有恩报恩,有仇报仇才能坐得稳。
在利益面前,即便是士族首领意志如何,也并不影响其下的子弟选择。
也宛如大汉当下朝廷的映照。
天子刘协如何想的,如何做的,其实都不重要。
但是反过来,士族子弟,也在客观上对大汉的政治施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力。
保皇的是士族,劝进的也是士族。
围绕在各地诸侯身边的是士族,隐居或是奔逃四方的也是士族。
士族的动态,成为了当下大汉的动态。
因为在汉代,以及在其后的封建王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,普通人接受教育的成本,依旧是一个民间一般家庭所无法承担的重任。粮食产量不高,吃不饱穿不暖,全民开智就是个屁话。
因此就像是枣祗所说的那样,大多数的士族子弟依旧是在凭借着本能在做事情,不是颍川的士族子弟就一定反动,也不是关中的士族子弟就有多进步。
进步的只有斐潜,以及跟在斐潜周边,受到了斐潜影响的这一部分人,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关中的士族就比山东都进步了,关中就一定能胜过山东?
『主公之意,在于天下。』庞统点头道,『天下之所纳,并非是一地一城。便如此羌煮,羌人食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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