怕裴、薛造乱——此亦刘粲拘留裴硕、薛涛之意——吕氏哪有胆量背反皇汉哪?尤其唯青壮才敢铤而走险,越是老耄,行事越当求其稳妥,除非晋人大举入郡,否则岂敢摆正车马,与皇汉做对?裴氏当家的裴硕便是如此,况乎岁数比裴硕还大的吕鹄呢?
而且这回吕鹄表示愿意相见一面,还是向来恭顺的柳氏从中说和,则若吕氏有所不轨,柳氏自也脱不了干系。韦忠因此才敢轻身前来,本以为吕鹄尚在附汉与中立之间摇摆,则靠着自己一身凛然正气、三寸不烂之舌,可以将其导向正途;谁料吕鹄竟是想诓自己入坞,施以毒手!
诚如吕鹄所言,倘若杀害了自己,或者仅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,河东之事缺乏足够名位的大臣坐镇,人心必然紊乱,军政诸事都难入正轨,舟船、粮秣不能及时运抵河西,则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脚被缚,在战事上必受重挫。一旦败战而归,则晋势更炽,皇汉内部的矛盾都会因此激发,平阳这座大厦势必摇摇欲坠了!
这可该怎么办才好?我若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,有害国事,真正百死莫赎!
要说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,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——实话说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,当世士人,也没几个真能懂得——唯知受人之禄,必忠人之事,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,不可逾越。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,虽非情愿,陈楚遇险之时,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;况乎刘渊待其甚厚,他一寒门士子,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,则彼既以国士待我,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?
实话说,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,有天下之志,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,雅不愿背其子孙——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,靳准之乱后,又不立刘渊余孤,而自称皇帝,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,石勒因此而叛。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,又久在平阳,立朝参政,刘聪待其也不能说不厚——镇西大将军的名号,就是刘聪所封的——他又怎可能不竭尽忠悃,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?
后世所谓“愚忠”便是如此,不思百姓罹难,不顾国家前途,仅仅因为个人所受小恩小惠,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——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。况乎华夷之辨、民族矛盾,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。
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,前后矛盾,或许颇为可笑,他自己可是浑然不觉,自诩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,能力如何另说,仅论此一腔忠魂碧血,敢与历代纯臣并肩而无愧。时论却也如此,唐初所撰《晋书》,即便以晋为正朔,胡君都入《载记》,也仍然把韦忠列名于《忠义列传》——此传中尚有麴允呢,谋国无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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