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,屡屡遭遇滑稽破产,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。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: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,只要脱离实力,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;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,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。
韩国的兴亡,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,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。
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,韩国急速衰落。其最直接的原因,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。战国中后期,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。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,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。在此目标之下,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:出让上党、水工疲秦、肥周退秦、兵家疲秦等等等等,其风炽烈,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,诚匪夷所思也!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,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。其荒诞,其可笑,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。
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,韩国不亦悲哉!
韩国的权术恶风,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:一个是韩非,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,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;一个是张良,历经几代乱世,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。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,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,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。
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,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。
韩国之亡,亡于术治也。盖法家三治,势治、术治皆毒瘤也。依赖势治,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,实同人治也。依赖术治,必导致阴谋丛生,实同内耗也。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,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。此千古兴亡之鉴戒,不可不察。秦韩同时变法,韩亡而秦兴,法治、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,得以明证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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