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武装在苦苦支撑,你同意这个观点吗?”
蔡继刚有些踌躇,这个问题比较敏感,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,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。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,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的局面,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。
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:“现在的事实是,在抗战中、前期,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,但很遗憾,结果却很不一样:我军的敌后根据地,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,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;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,却扩展到十余省,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,发展到近百万人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,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,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,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?我觉得……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,如果搞清楚这一点,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。”
“哦,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,对共产党的问题,不要有什么顾虑,我们只谈军事,不谈政治,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。”徐永昌鼓励道。
蔡继刚下了决心:“好,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。我认为,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,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,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‘游击战高于正规战’的口号,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,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,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。而与此相反,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’,他们没有条条框框,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,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,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。”
石敬源说:“云鹤兄,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?”
“好,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,比如第一、二战区的太行山、吕梁山、中条山等,第三战区的天目山,第五战区的大别山,第九战区的大云山、九宫山、岷山、庐山等根据地,都是可攻可守,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,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。事实上,日军在占领武汉、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,究其原因,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,有很大关系。”
彭述桐插言道:“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异议,我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坚守了四年,长期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,使其无法南下,这是事实。”
蔡继刚继续说:“可话又说回来了,既然我军在敌后的战略布局使敌人很不舒服,如芒在背,那么必然要引来敌人的凶狠报复,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力度。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,我敌后作战与正面战场配合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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